蜘蛛精神　使温州人立足世界  

   《世界周刊》记者韩杰最近几年，随着温州人在中国和国外不断取得经济上的成功，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寻找温州人成功的秘诀，甚至总结出“温州经验”和“温州精神”。纽约美中商会现任会长夏朝阳说，他曾经参加过几次研讨会，但觉得那些讨论“不着边际”，有点牵强附会。 夏朝阳是温州市七都镇人，1983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。1989年，他前往法国寻求发展，五年后来到美国。早在1994年，他就开始在曼哈坦中城小商品批发市场开店，“当时那里没有温州人”。此后，温州人才开始跟进。现在，他的生意涉足商品批发、生鲜超市、品牌服装和房地产开发。 他认为，温州精神中最重要的特征是“蜘蛛精神”。蜘蛛精神就是自主独立的吐丝结网。前一个网络被打破，他们就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。“ 打破了，我们再结，重新起步。”温州人特别会结网。“他们利用每一个空间，编织自己的网络。” 他说，不管温州人参加“排会”、交朋友，还是参加社团或其他活动，他们都是在编织自己的网络。“这个网既是自己的事业之网，也是图谋发展的人际之网。” 不管环境多么恶劣，温州人都能找到突破口。现在，温州人遍布中国和世界，结网是个基础。“没有这个，我们活不了。” 但是，一些温州籍的律师、医师和金融软件工程师却对乡亲们的成功有不同的看法。刚从纽约搬到加拿大的证券公司高级技术主管温州人陈思进认为：“温州人在国内经营的大都是劳动密集型、低附加值产业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极其有限。他们在海外则多从事中国移民的传统产业。而且，温州人进入之后，引起恶性竞争，将不少华人同胞挤出圈外。” 陈思进说，最令人担忧的是对温州人子女的教育。“他们认为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赚钱多少，而能否赚钱和读书关系不大。他们感到能否发财与读书关系不大，所以不重视下一代的教育。温州人还有一个想法，‘我自己做老板，只要我有钱，我想用博士就用博士，想用硕士就用硕士’。现在，他们虽然花钱让子女上好学校，但好些人只是将其做门面，并不真正明白知识的重要性。这就是温州不出大企业家的原因。” 漂洋过海来没谋生 1977年移民美国的纽约温州同乡会副会长黄根弟说，温州人移民美国可以追溯到六○年代后期。早期温州移民都是先在香港做海员，后来随船来美后“跳船”。此前，这批温州人曾在上海美国人或英国人家里做工。 后来，他们移民到香港，上船做海员，“实际上在船上做服务工作”。后来，他们有机会随船来到美国。许多人在美国人家里打工，担任厨师和管家的工作。因为他们有技术，工作勤奋，对主人忠实，故主人家帮助申请移民。十多年后，他们的家人依亲来美。 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，有的温州人通过移民来到美国，更多的是通过偷渡的方式。他们先去衣厂打工，有了钱再做小买卖。温州人互相帮助，“你帮我我帮你”，通过标会买下房产。他认为，温州人对钱看得太重。“他们认为有钱就有面子，谁都不想丢脸。”他们整天攀比，“我一定要比你好，把自己弄得光彩一点”。 改革开放以后，在温州的人也率先致富。因为温州靠近台湾，温州人通过走私赚得第一桶金。同时，海外侨胞对他们也有帮助，有的人带钱回温州办厂。他在八○年代回国探亲，穿了一双新鞋子，被认为“鞋子很好”，一定要他脱下来。他们按照这个鞋样生产，“结果赚了很多钱”。“我每次回去，鞋子都被脱掉。” 纽约温州同乡会荣誉会长黄益崇于1950年去香港，在一个海船上担任“总管”。1970年，他从香港来到美国。“那时，纽约见不到温州人。”后来，他在一家美国人的西餐厅做厨师，其间也和朋友一起开过餐馆，但是时间不长。 他说，老的温州移民有老思想，没有钱，也不会动脑筋，认为有饭吃就行了。过去一、二十年，温州人才开始快速增加。“这些年不得了。”这些新温州人什么都做。“钱多做，钱少也做。”他们还做会，买房子，“发家很快”。 调整心态先苦后甜 夏朝阳是新温州人之一。他说，在他进入中城批发市场时，美国经济开始上行。“我们入场的时机很好。”但是，九一一后，他看到美国经济开始下行，遂把批发公司搬到邻近的新泽西，因为当地房租便宜。“商品销售至全美，故批发地点并不重要。” 九一一后，他开家服装公司，专门设计为非洲裔嘻哈（Hip Hop）歌手穿的衣服。这些衣服尺码比较大，在非洲裔集中的纽约市牙买加的商店销售。“我们有自己的品牌，名为抓住（Clench）。”现在，该衣服品牌改为CLH。同时，他又在纽约法拉盛开海鲜店，后来改为生鲜超市。后来，他在佛罗里达投资地产。现在，他在中国大陆投资电子节能灯，因为政府提倡节能。“这是美国的技术，带到中国生产。” 他以自己的情况举证说，温州人一般都是白手起家，又不满足现状。他们认为，要甜必须苦，先苦后甜，因此也能以苦为乐。“其实，每个人都一样。”大多数温州人出身底层，因此“什么都敢做”。他们对空乏的思想不感兴趣，主要注重实际。“估计可以做，就发挥最大的潜能去做”。他们不管人家怎样，不愿巧取，只是按照自己的基本思路去走。 他透露，温州人最常使用的策略是价格优势。“这是温州人生意的特点，也是没有谋略的方法。”但是，这个策略永试不爽，不管是哪个行业，也不管在哪个国家。同时，它也是把双刃剑。 现在，温州人成功以后开始奉献。“这是大势所趋，想做点好事，也有名利在里面。”温州人成立许多社团，都是非营利组织，为社区服务。他认为，在这些社团中，会长得到的最多，有名有利。“什么都排第一，和领导人先握手”。副会长人很多，出了钱，但是默默无闻。 他说，温州人对子女的教育持以下的态度。有的七、八岁或十来岁的孩子随父母来到美国后，因为成绩落后，不能正常上学，因此父母就会安排他们和父母一起做工。“这不是父母不让他们读书，而是他们念不出来。”但是，温州人的子女都很孝敬父母。 温州经验值得学习 纽约州前华裔众议员孟广瑞认为，温州人是特殊的一群。温州人勤劳，团结，有经营生意的头脑。他说，他和温州人的感情比较特殊。在他担任法拉盛华商会的理事长的1998年，温州人的蔬菜水果超市发生问题，找他帮忙，他从此和温州人结缘，认为温州人很有人情味。 他说，温州人不是来着钱来到美国。温州人有生意头脑。他们在餐馆打工，在街道摆地摊，在地铁卖礼品。他们经营的九毛九商店、礼品店，每周开门七天，其他的人做不到。 温州人没有钱，找人打会。他说，他的一个亲戚娶了一位温州媳妇，听说温州人打会的人数可以多达七、八十人。“温州人没有跑会的，说话算话。”他在台湾听说过，打会一般有二、三十人，但是来到美国的台湾人不做。 他们的蔬菜水果超市很多办法很好。例如，蔬菜上柜不收回，一到晚上，半价处理。“拿出来就要出去，不用人工搬回。”如果算算帐，这是对的。蔬菜水果留起来，就不新鲜了。他们卖礼品也是一样。拿出来的东西三个月内售完，还主动打折，一块钱减为五毛。“我很佩服他们。” 温州籍地产商经营的方式也很特别。看中的地皮，如果自己拿不下来，就找几个同乡一齐买下。“其他的人一看到七、八百万，吓都吓跑了。” 温州新移民不限于中国人的传统行业。他们还制造飞机零件和五金产品，与传统的移民生意不一样。他们发展的速度非常快。 身在海外心系家乡 纽约温州总商会名誉会长章爱龙称，温州人的精神就是勇敢向前，永不停息。2002年，温州市举办世界温州人大会。他从会议出席者名单中发现，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世界各地，“没有温州人居住的国家很少” 。 他说，温州人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回馈家乡。在平时，一旦家乡需要，他们就捐款。如果遇到天灾，他们更是如此。有的温州人甚至把毕生积攒的家财捐给家乡。两年前，时年93岁的温州市瑞安籍画家陈雪薇，把自己68幅画作并未留给子女，而是捐献给家乡瑞安市博物馆收藏。 温州人对祖先极为尊重，极力保护祖坟。近年来，温州市经济发展迅速，许多农田改成工厂。于是，当地政府要求搬迁原来的祖坟。他说，上百人向他提起此事，并请他向当地政府反映，保护海外侨胞的祖坟。他们称：“祖坟都被扒掉了，将来如何教育子女认同中华文化？” 温州人对温州的语言保持较好。“如果父母双方都是温州人，他们在家坚持将家乡话。如果父母双方中有一个温州人，子女起码能够听懂温州话。”在温州人举办的活动中，温州话是唯一的交流语言。一到周末，家长们都把孩子送到中文学习学习，因此温州第二代能够说国语。 他说，很多人都说温州话难懂。但是，难懂有难懂的用途。七○年代末，中国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。“部队之间传递信息主要用温州话，因为其他的语言越南人都会。”过去，越南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，因此中国主要语言他们都学会了。但是，温州话是例外，结果派到用场。 通商历史有利经商 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华裔教授邝治中认为，温州人经商意识起到很大作用。他曾经对中国通商史进行过研究。他说，清朝政府实行海禁，把整个中国沿海封闭起来，仅留下广东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。但是，这个海禁并未完全封闭，有的地方漏掉了。“这些地方包括温州、福州等沿海口岸。” 既然要通商，就要有商品与外国人交换。因此，温州地区与其他农村不同。他们要生产蚕丝和茶叶，与外国人交换商品。因此，他们的金钱观念与其他地方乡下人的金钱观念不同。“温州当地生产外销产品，其生意经有着历史的原因。” 他认为，温州人会做生意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历史造成的，因为温州人有这个环境条件。因此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，温州人首先生产衣服、鞋子等产品。“皮鞋厂都是设在乡下鱼塘旁边。” 因此，乡村都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。 通商的另外一个条件是外边要有人，“不然也搞不出来”。过去，人们总是说浙江人闯世界，这里所说的浙江人就是温州人。温州人先到欧洲。过去，他们生产的服装和鞋子都是出口到欧洲。现在，他们在意大利办衣厂，老板和工人都是温州人，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东欧。 敢于冒险取得成功 邝治中说，温州人的特点是敢于冒险。普通美国人都有保险，而温州人没有。因此，如果能够做好，他们就做；如果不好，他们就改。“他们对事业的稳定性不太注意。” 温州人实行互助。如果有人结婚，他们都要出钱，因为他们认为“我结婚他们也会给钱”。他们没有钱，就向亲戚朋友借。如果第一次不行，他们再借钱。其他温州人了解到这个情况，也愿意借钱，帮助冒险。温州人有组织。如果家里人不帮忙，他们可以找温州人的组织。如果这个组织不行，他们再找另外一个。 福州人在七○年代就开始来美，而大部分温州人都是八○年代和九○年代来美，比福州人来得晚。“协助温州人来美的蛇头都是福州人。”但是，温州人的组织性更强。他们组织互助会，每月出钱。“资金很重要，是做生意的关键。没有这个，只有做苦工。” 他认为，福州人和广东人差不多。他们都是做工开始，存点钱做个小生意，如开餐馆和衣厂。这也与外界条件有关。广东人当时没有机会。在六○年代和七○年代，美国的工会很强，管得很紧。但是，现在劳工法给小雇主一个机会。因此，压低新移民的工资就很容易。 “广东人刚来时，很多地方都不让住，也不能购买房产。”在六○年代，有些生意不准华人经营。现在，这些现在都没有了，有钱就能买到。种族问题没有过去严重。因此，温州人运气很好。 他说，欧洲人到美国来一般经过三代才能成功。“第一代没有钱，只能做农工；第二代攒点钱做个小生意；第三代才有机会读大学，进入商人队伍。”但是，温州人“一跳就进去了”。这与温州人的经商意思有关。“他们情愿在街头卖东西，一天到晚被警察追，也不愿进衣厂。” 温州乡亲四个特点 出生在温州的陈小敏现在曼哈坦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主任律师，该所有十多个律师，提供公司、金融、贸易、信托等法律业务。他说，该律师事务所的总部在北京，名叫德恒律师事务所，为现今中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。 陈小敏说，他一岁时随父母下放到乡下，等到上高中后才回到温州。1978年，他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，本科毕业后考入该校的经济法硕士研究生。1988年，他进入宾州州立大学读比较法硕士，一年后毕业。接着，他考入犹他州杨伯翰大学攻读法学博士，毕业后在纽约从事律师工作。他总结温州人有以下四个特点。 一、没有权威感。他说，不管是国民党统治还是共产党统治，温州人对这些权力并不敬畏。他举例说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温州人在大街上或院子里收听台湾电台。“这些电台当时属于敌台。但是，他们没有敌台的概念。”他们与海外华侨联系，希望向外发展，去海外拼搏。 二、没有虚荣心。他们白天做生意，晚上睡地板，只要赚钱就好，不被虚名所累。有些事上海人可能不做。但是，温州人就去做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他举例说，一个温州人从哈佛商学院毕业，回到温州，担任当地一家私人财团的执行长。而其他的哈佛毕业生都是去大型企业打工。 三、愿意冒风险。温州人都愿意自己创业，自己承担风险。即使是专业人士，也在考虑是否自己建立公司。这与温州当地的国营企业薄弱有关。温州位于沿海，属于备战地区。因此，过去几十年，国家投资很少。因此，温州人没有国营企业概念。留学生也是想着自己建立企业，自己挣钱。 四、非常抱团。他说，温州人很像日本人。本地资源少，只能向海外发展。例如，温州人首先到欧洲谋生，没有得到政府支持，成功与否全靠自己。“他们不抱团无法生存。”他们家族成员之间联系很强，此外还有朋友和会社等关系。温州人的企业多是家族企业。他举例说，过去温州有一家非常成功的宝剑礼品企业。“该企业在全国的销售人员全是亲戚，以家族为基础向全国推销。” 他认为，温州人都要创业做老板，有本事的人都不愿意打工。结果，温州企业在当地招聘不到优秀的员工，制约温州当地企业的发展。因此，温州市好的企业都往外走，搬到上海、杭州等城市。 重视经济忽视教育 现在纽约西奈山医学院任新生儿科医师的林锦自称是温州乡下人。他于1978年考入温州医学院，五年后毕业。在亲戚的担保下，他1989年来到田纳西洲的一所大学实验室做科研。得知美国承认中国医学院的学历后，他于1993年通过美国儿科医师执照考试。当年7月，当来到纽约大学做住院医师时，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仍然在读博士。 他把出国的温州人分为两类。一类是留学生；另一类为生意人和偷渡者。他说，温州医学院是当地两所省属高校之一。目前，温州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有20多位在大纽约地区工作。“他们有的在医院做医师，有的在医学实验室做生物医学研究，还有的从事其他工作。”但是，他们与温州同乡会没有什么联系。“前几年，世界温州人大会在温州召开，并不邀请我们参加，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存在。” 温州人比较实际，不尚空谈，不像北方人好面子。“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教育。”他对一般温州人的看法是有钱没有文化，想的就是怎么赚钱。“温州人的赚钱的意识很强，但是都是小打小闹。” 温州当地没有文化气氛。在他的生长的村子里，有许多人在欧洲做生意。前几年，有的温州人从欧洲回来，主动要把全村人的保险全部买下。也有的外国回来的人替村里修路。但是，没有听说有人回去办教育。村里也很少有人读大学。“我们班有六、七十个学生，仅我一人上大学。” 因为温州医疗水平不行，许多温州老板都去上海看病。他说：“温州有六、七百万人口，不可能都去上海看病吧？”现在，他每年都要回去两三次，一次两周时间，帮助温州医学院建立围产医学。“这个围产医学已被列为浙江省的重点项目。” 陈小敏也说，温州人移民这一代不太重视教育，“有机会就赚钱”。不管是从中国大陆出来还是从香港、台湾出来的温州人，如果生意不成功，则不太重视子女教育。“成功以后，再重视子女教育。”温州人把小孩拉去做生意。而其他地方的人则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甚至千方百计送小孩出国留学。他说，并不是所有的温州人家庭都不重视教育，知识分子家庭比较重视，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，“重视教育与家庭经济情况无关”。 温州局限应该扩大陈思进于1990年9月来到美国，纽约市立大学专攻电脑系统软件设计。1994年6月，他获得电脑科学硕士学位，同年10月进入当时美国的银行家信托，任风险管理部金融软件开发分析师。他先后在瑞士信贷、美洲银行证券公司任副总裁，负责公司交易系统的研发及管理。他认为自己有资格以一个温州人说话。“我虽在北京、上海长大，但祖籍是温州。家父一家一直在温州，前些年才搬到杭州。父亲现是当地著名房地产商。” 他在温州还有三个叔伯、一个姑妈、许多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，大大小小加起来共有上百人。他说，现在有一种说法，好像要是中国人都像温州人那样的话，中国就可以崛起腾飞了。他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。前些年，温州人成了最先致富的群体之一。温州有句话，说家产“百万只是贫农，千万不过富农，要上亿才能算地主”。由此可见，温州人的富裕程度。他记得，有一年回温州探亲，去了一个堂妹家。堂妹在温州拥有好几家高级美容厅，在温州郊外还有一栋别墅，“里面的装潢看得我眼花缭乱”。但她笑笑说：“我是兄弟姐妹中最穷的一个，这栋楼加装修只用了一百多万。很寒酸吧？”那位堂妹一直询问他在外面赚多少钱。“按照北美的习惯，我开始不愿说。”但是，她则一遍遍地问，到最后我“不得不”告诉她的收入后，她很吃惊：“我还以为你每年至少可以赚个两百万人民币。你还不如回来跟着我哥哥干。”她哥哥就是陈思进的一个堂弟。“他搞运输，每年可以赚个五、六百万人民币。”他说，人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温州当地生存空间太小，只能向外求发展。在外求发展时，因为人地生疏，温州人只能抱成团才有力量。在向外发展时，他们也只有刻苦勤奋，吃苦耐劳才能出人头地。从这点上来说，这正是华人在海外奋斗的缩影。但是，海外华人，特别是新移民，都很刻苦勤奋，吃苦耐劳。但要，如果仅以温州为界，再有钱也只是一小部分华人。但是，如果能够不分来自哪里，不管是来自大陆、台湾或香港，也不管是南方人或北方人，要是要都能抱成一团，那华人在异国他乡的力量就不可小视。　　出处：《世界周刊》　　推荐者：陈思进　时间：2007年8月3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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